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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言、手绘巡线地图 南宁铁警“接地气”保春运安全******

　　莫献忠对欲穿行大桥的村民进行劝导。　吴骆霞　摄

　　中新网南宁1月12日电(胡宏)警察、“水手”“绘图师”都是他的职业，他用自己接地气的做法守护着千年古镇扬美附近的铁路运输安全，今年春运是他坚守的第13个年头。

　　莫献忠是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南宁南站派出所的一名线路民警，2010年他来到扬美警务区，这里毗邻扬美古镇，每当高铁驶过古镇，现代与传统便在这里相遇。

　　莫献忠走在扬美古镇街上。　胡宏 摄

　　莫献忠管辖铁路线路43公里，横跨几十个自然村，点多线长并且学校众多，最近的一所学校距离铁路只有40米。特别是27公里长的老南昆线，多为低路基，沿线村民为了方便日常生活劳作，经常会横跨线路。

　　走村串户开展安全宣传自然成为莫献忠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外来户”，不懂方言成了莫献忠开展工作的第一个“拦路虎”，于是他就把护路队员当“老师”，一字一句地向护路队员学，从说话开始慢慢融入当地群众当中。

　　“开展群众工作，不能光讲法律，要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莫献忠说。

　　莫献忠到村民农场开展安全宣传。　胡宏 摄

　　2018年，村民反映村口主要铁路交通涵一下大雨就积水，行人车辆都无法通过。莫献忠立即将情况上报并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在涵洞中修建了一条“高基”步道，即便遇到下雨积水也能使村民安全通过。

　　渐渐地，穿着一身警服，操着一口“土话”的莫警官变成了村民口中的“老莫”，几年下来，哪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小孩、多少大牲畜、家里田在哪，莫献忠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横跨在左江上的三座铁路桥是莫献忠管辖的重点区段，特别是左江大桥，每逢圩日，村民经常会借道大桥，莫献忠也都会早早来到桥头对穿行铁路桥的村民进行劝导。

　　同时，左江作为通航水路，不仅有两岸村民通过船只摆渡，更有大小货船经过，甚至还发生过因操作不当造成船只撞击铁路桥的事故。

　　桥上的情况可以实地踏勘，但是如何掌握桥面下和桥墩的情况曾一度让莫献忠犯难。

　　莫献忠在岸边给渡船固定缆绳。　胡宏 摄

　　在这里工作久了，莫献忠也变得“多才多艺”，不仅做得了“水手”，还当得了“绘图师”。

　　一次，莫献忠前往扬美村开展日常工作，和村民聊到了对大桥安全的担忧。村民杜师傅直接跟他说：“这有啥难，我经常要开船到对岸干活，到时候捎上你逛一圈，都是兄弟，也算是我为铁路安全做贡献了。”

　　自此，杜师傅每次开船渡江前都会给莫献忠打电话邀请他乘船巡线，莫献忠也就多了一层“水手”身份。

　　每天徒步巡线10公里是这些年来莫献忠始终坚持的必修课，他将徒步巡线收集到的资料分别绘制了普铁和高铁线路管辖图。

　　莫献忠在守护的线路图上添加信息。　胡宏 摄

　　“对我们线路民警来说，它必不可少。”莫献忠用笔点了点挂在扬美警务区墙上的手绘地图。

　　“三角形的是重要道口，圆形是交通涵，沿线所有的重点路段我都标注了出来”，指着“地图”上的各种标记，莫献忠如数家珍。

　　微微泛黄的地图上，一道道折痕似乎在诉说着它已经跟随自己的主人走过很多地方。

　　如今的莫献忠早已将线路图刻在了心里，他说：“巡线是个基础工作，底数清才能情况明，只有亲眼看到才能真正了然于胸，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出安心。”

　　今年的春运，莫献忠更忙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纷纷提前返乡，前来古镇游玩的游客也日益增多，他将用更接地气的做法一直守护着铁路“大动脉”安全。(完)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