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
畦面松土、控制株距、取穴盘苗定植……近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园艺专业学生宋李一,在学校的实验农田里播种油菜种子。“每次上劳动教育课我都满怀期待,到田间种地很有意思。”宋李一兴奋地向记者讲述着同学们如何完成锄草、翻土、挖渠、施肥的种地任务。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对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新挑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所职业院校,了解到这些院校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劳动元素,全面覆盖日常性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劳动教育课不仅让学生觉得有意思更有意义。
挖掘专业中的劳动元素
刚上大一时,就读于遵义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的罗光平觉得上劳动教育课就是打扫卫生,“没什么意义”。在除草、清扫校园的过程中,该校老师会带领着学生识别杂草,要求学生熟练使用除草工具,一学期结束后至少认识20种杂草。
罗光平渐渐认识了许多常见的杂草,也懂得了这些杂草的价值和功效。正在读大二的罗光平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劳动教育课很有意义,不仅学到了实用的知识,同学们交流协作一起劳动,大家的关系愈发亲密”。
“城里来的学生没用过锄头,一种杂草也不认识。”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部长陈良万说,设计“社会性劳动—校园绿化松土清除杂草劳动课”,一方面想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也想让学生在劳动中获得最实用、最贴近生活的知识,“这门课也被评为贵州省100个劳动教育优秀教学案例”。
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有10多亩田地,这里是食品生物与检测系葡萄酒生产技术专业学生的劳动基地。新学期,该专业的每个学生都分到一小块责任田,同学们以小组形式完成规定区域的葡萄种植,学期末还有种植成果展览。
教育系的学生和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传承人学面塑,乳品农牧工程系学生做冰淇淋,食品生物与检测系的学生做蛋糕……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劳动元素,强化实习实训课程中的劳动体验。
“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让劳动教育变得有意思,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还能够吸引学生的心,劳动教育课也就能够达到好的教育效果。”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陈芳介绍,2020年4月,该校启动劳动教育课程建设工作,成立了劳动教育教研室,开展教学、课程、师资、教材、实践基地建设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将劳动教育全面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在距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8公里外的郊区,有一片541亩的实验农田,这里是该校农学院学生们的实践教育基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园艺专业教师姚刚介绍,基地不仅有现代化的大棚、水塘,还有教具、智慧教室,这里也成了农学院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乐园。
把6亩荒地变成沃土,这让宋李一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亲眼见到阳光玫瑰、红美人柑橘的培育过程,让宋李一觉得“特别新奇、有趣”。在开垦荒地的过程中,宋李一发现看似简单的翻土、挖渠,也讲究技巧和办法。老师布置任务,宋李一和组员们一起想办法,分工协作,克服一个又一个挑战,“现在播种结束了,我时常惦念我种下去的油菜长得好不好”。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院长谢庆勇说,在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仍然让学生体验传统的耕作方式,意在让学生传承实践院训‘从劳力上劳心’的精神品质”。
把劳动意识融入日常
新冠肺炎疫情当下,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据了解,返乡同学可以帮父母做家务、干农活,也可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拍摄短视频、撰写劳动日志的方式,完成劳动教育实践课获得学分。
家住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的何紫微家里养了17头黄牛。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冬,天刚刚亮,何紫微就起床来到牛棚,一锹接着一锹铲了满满一车草。何紫微先把牛槽中的杂物扫干净,再一点点添草喂牛,“一次不能添太满,不然牛就会把草拱在槽外面”。
有种土豆的,喂羊的,还有给父母做饭,帮忙做家务的,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姜峰说,有的学生手忙脚乱给父母做了一顿饭后,知道了父母的不易,“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干活,而是想让学生学会感恩,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如果平时走进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宿舍楼,能看到每个宿舍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脸盆、牙刷、毛巾摆成一条线,牙刷头甚至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这背后是该校采取“劳动教育理论+岗位劳动锻炼+社会服务活动”模式开展劳动教育,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实施“2+1+X”课程学分考核。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则把劳动教育纳入学院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以课程教育为主阵地,以实践育人为基本途径,紧密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
“强化劳动教育正是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使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表示,《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对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而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另一种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来说,必定是一个新挑战:强调“质与量”并重的劳动精神培养,建立“内与外”协同的开放共享机制,注重“知与行”合一的劳动素养发展,都需要与之配套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师培养的改革与创新,都需要新思考、新措施、新路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乐天彩票地图 |